近日，山西省重奖公务员治污的新政策引起了人们的兴趣：对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的一把手给予重奖，凡退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城市前5名的，给予重奖；空气质量指数位次前移10名的城市，给予特大奖。

        山西省长于幼军认为重奖是应该的，因为山西的污染很严，一把手治污的压力很大，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；研究公共政策的毛寿龙先生说，重奖和“徙木立信”一样表明了政府治污的决心和信心，但应下不为例；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从“实用”的角度赞同，只要治理好污染，别说200万，2000万都行。

       毛寿龙教授提到“徙木立信”，但商鞅将黄金并不是赏给了“公务员”，而是普通的老百姓。不但如此，商鞅变法还大大削弱了当时奴隶主阶层的权力。所以商鞅之所以能将政府的信用建立起来，根本上还是让普通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，而不是当时的统治阶级。商鞅实施变法遭遇了极大的人身风险，但同时功不可没，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支持者来看，应该奖励商鞅多少黄金?再比如，克林顿在位期间使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，那么克林顿应该从中“分红”多少？如果能像公司那样重奖，克林顿也不至于在卸任后到处找钱了。

        所以，我们要清楚这样一个事实：公司重奖员工，政府重奖非政府人士或机构，这都无可厚非；但如果政府想重奖公务员，则当慎之又慎。现代政府的一大特性在于其无私的本质，所以公共政策及其执行要考虑是否坚持和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，是否在舆论中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公民的意志，政策与执行的出发点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倾向。重奖公务员本身就是慷纳税人之慨，而且极易产生腐败不公的现象，让老百姓进一步对政府的信用产生质疑。

       即使赏贤“不避亲”，具体操作起来，难度依然很大。学过人力资源的人都知道，绩效考核是个头疼的话题，没有一个管理学家或者企业家能将之妥善解决。这里面有太多技术问题难以解决，就以山西重奖治污的事来说：治污究竟是本职工作还是额外的贡献？治污达到何种标准算好的绩效？评价治污成绩的主体，是群众百姓还是一把手自评？一把手治污有功可奖200万，二把手三把手乃至环卫工人该奖多少？有奖当有惩，对那些治污不力的官员，是否要罚他个倾家荡产？

      绩效评估依然重要，所以即使再沮丧还是要实行。但对于目前的中国绩效评估制度来说，因为它本身就很不完善，所以推行这项重奖制度，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。我们目前甚至还做不到“为政者不赏私劳，不罚私怨”。

      想想魏征死的时候，“家无正寝”，连办丧事的灵堂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却要依靠重奖来刺激官员的积极性。究竟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？